【環時深度】“教育地獄”正在威脅韓國未來？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韓雯 環球時報駐韓國特約記者 劉信】韓國教育部日前宣布計劃取消高考中的“殺手試題”（超高難度考題），讓該國的課外補習問題再次處於聚光燈下。韓國是世界上育兒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而課外補習被認為是形成這兩大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韓國課外補習產業依然能夠“一枝獨秀”，不斷創造業績新高。韓國學生和家長雖然“苦補習久矣”，卻隻能硬著頭皮在不同的補習班之間奔波。課外補習被韓國《中央日報》稱為“亡國之症”，然而幾十年來，韓國政府卻對此束手無策。在這背后，既有教育制度的問題，更有經濟結構的影響。

　　被“這座大山壓得透不過氣來”

　　韓語30萬韓元（約合1662元人民幣)、英語60萬韓元、數學90萬韓元、游泳40萬韓元、鋼琴40萬韓元、跆拳道20萬韓元——在剛剛過去的6月，家住韓國首爾麻浦區的李先生為一兒一女課外補習共花了280萬韓元，而這是他們家月收入（500萬韓元）的一半以上。“生活費中補習班的支出最大，我們沒有比別人報班報得更多。”李先生說。

　　李先生家的情況是韓國大多數有孩子家庭的縮影。對絕大部分韓國學生來說，課外補習不是選擇，而是必須。根據韓國教育部和統計廳的數據，2022年該國學生課外補習率高達78.3%，也就是說每10個人中就有8個人上課外補習班。韓國家庭去年在補習上的花費接近26萬億韓元，創下自2007年開始相關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

　　“過度的課外補習負擔讓韓國的現在和未來窒息”，據韓國《中央日報》日前報道，課外補習不是高收入階層的專利，低收入家庭正在用吃飯的錢給孩子補習，很多家庭初中以及高中子女課外補習費用相當於飲食費用和物業費用的總和，“韓國現在整體正被課外補習這座大山壓得透不過氣來”。更糟的是，和補習相關的商品以及服務價格還在不斷上漲。韓國統計廳發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從小學到高中的補習相關收費比一年前上漲了3.2%，這是自2013年以來的最高漲幅。盡管經濟環境不好，但有子女的家庭花在課外補習上的錢並沒有減少。今年1月的一項調查顯示，近九成受訪者表示目前正在減少各種家庭支出，但71.1%的人說子女課外補習費與之前持平，甚至還有4.4%的受訪者表示增加了補習費。

　　課外補習的持續火爆還讓該行業在韓國經濟整體不景氣的情況下逆勢上揚。韓國《每日經濟》稱，新冠疫情導致韓國經濟下滑，2020年韓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更是出現負增長，創下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值，但疫情期間，一些大型補習機構營業利潤卻大幅增長。hiconsy公司在大峙洞運營的時代人才學院被視為補習界的“黑馬”，該機構2022年的營業額為2747.8億韓元，比前一年增加了45%﹔營業利潤達269.9億韓元，一年內增加了73.6%。一些明星補習講師的年薪甚至高達數百億韓元，被稱為“行走的中小企業”。

　　教育“軍備競賽”導致生育率下滑、老年人貧困率上升

　　教育使韓國成為世界上養育孩子負擔最重的國家之一。“德國之聲”稱，有研究顯示，韓國是世界上養育一個孩子到18歲成本最高的國家，其成本是人均GDP的7.79倍，這大概是3.65億韓元，而養孩子最“燒錢”的就是課外補習。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格什尼就韓國的高考競爭和“補習熱”評論稱，這讓人想起了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

　　“真想生活在沒有補習班的世界。”2019年在首爾西大門，當時正上初一的崔正允（化名）對韓國記者說出了自己的願望。課外補習不僅讓家長承受高壓，也讓孩子不堪重負。崔正允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從小學三年級開始上補習班，平時上完補習班就晚上10時了，周末也要去補習，“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呢？如果補習班能在周日集體關門，那我也就能一周休息一天了吧”。

　　對韓國學生來說，學習到晚上10時是家常便飯。韓國《韓民族日報》曾描繪了一些小學生下午放學后的生活：下午6時左右，一群從補習班走出的小學生沒有回家吃飯，而是走向附近的餐廳，那裡有媽媽們算著下課時間給他們點好的紫菜包飯或湯泡飯等晚餐。這些孩子隻用15分鐘就把晚飯一掃而光，接著去下一個補習班。

　　繁重的課外補習導致很多韓國學生睡眠不足。韓國青少年政策研究院2020年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韓國青少年平均睡眠時間隻有7小時18分鐘，比其他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值（8小時22分鐘）少了一個多小時。緊張的補習節奏使孩子的精神健康亮起“紅燈”。首爾江南區保健所2019年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初高中學生中，有43.1%受到壓力困擾，4.7%的人甚至表示曾因為極度的壓力和憂郁進行過自殘，而選擇壓力來自學業的受訪者佔比為59%。一名曾為青少年提供過大量咨詢的心理咨詢師表示，重壓之下的孩子充滿攻擊性，這種攻擊性通過在學校孤立和欺凌同學進行釋放，而且越來越嚴重。

　　課外補習泛濫還被認為是導致韓國出生率不斷下滑的原因之一。2022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0.78，是全球最低值。韓國高麗大學的一位教授認為，該國的總和生育率將在幾年內降至0.61，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教育支出以及壓力過大。他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亞論壇網站上發文稱，所有韓國成年人都充分意識到這個國家的“教育地獄”，人們對這個國家的未來普遍悲觀﹔韓國人認為，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學的學位，是通往成功的關鍵途徑，但他們也意識到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大量資金。

　　課外補習還被認為是韓國老年人貧困率上升的原因之一。韓國家長在四五十歲壯年時期所獲得的收入被大量投入到子女的課外補習上，導致這些人無法提前准備養老計劃。以2020年為例，韓國的老年人貧困率（40.4%）位居OECD成員國首位。成均館大學教育學系教授梁正浩（音）表示，高考制度經常發生變化，各大學的招生方式也不同，因此家長隻能依靠課外補習，如果不修改目前這種家庭收入被課外補習吸干的制度，空談養老政策是無濟於事的。

　　歷史和現實因素疊加，導致補習靡然成風

　　韓國課外補習之風盛行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為了在升學考試中佔據優勢或者不被別人落下。據韓國《東亞日報》報道，此前以教師、學生和家長為對象的一項調查顯示，40.3%的受訪者表示課外補習的原因是為升學做准備。韓國考試競爭激烈，特別是高考中還有“殺手試題”，而僅靠公立教育難以取得好成績。《紐約時報》列舉了韓國高考中的一些“殺手試題”，包括解釋有關股權資本和風險加權資產的問題，以及對瑞士發展心理學家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進行三維假設分析。這些問題都屬於“超綱試題”，僅靠學習課本知識難以做出正確回答。

　　在上述調查中，學生課外補習理由排名第二的是“不安心理”。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旗下的韓國政府政策新聞門戶網站曾發文稱，學生和家長其實都是課外補習的受害者，他們都會訴苦說不喜歡補習班，但別人都上，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就不得不上，“對於個人來說，課外補習可能是一項合理選擇，但在整個社會以及國家層面上，所有人都上補習班就成了不合理的‘集體巫術’”。在首爾市有穩定工作的金美蘭有兩個六年級的兒子，每個月孩子的補習費用超過200萬韓元。很多時候，孩子上完各種補習班和課外興趣班后回家已經晚上9時了。“孩子才六年級，補習強度這麼大當然很辛苦，但是班裡的同學都是這麼補習的，孩子倒是沒什麼意見。即使有意見，也得堅持，很難選擇不去補習班。”金美蘭對《環球時報》記者說。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東北亞戰略研究院首席專家笪志剛認為，韓國人口密度較大，資源相對匱乏，社會兩極分化嚴重，階層躍升困難。在這種現實條件下，韓國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隻能寄希望於通過考試來改變自身命運。在歷史上，東亞國家也有通過教育來實現個人目標的傳統。這些歷史和現實因素疊加，導致韓國補習靡然成風。

　　經濟下行以及學歷至上主義進一步加劇了韓國的“課外補習熱”。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不確定性，改變了韓國的企業和社會生態，讓韓國的國內外形勢更加嚴峻，進一步提高了就業門檻，人才競爭更加激烈，而民眾內心焦慮、不安心理倍增，這也就意味著內卷的程度更高了。為了在這種環境中脫穎而出，大家就會更依賴通過補習來上名牌學校。此外，根據韓國政府政策新聞門戶網站的文章，在“首爾大學畢業生即使開小吃店也能成功”的學歷神話中，考入名牌大學人氣學科被認為是利潤最高的投資。

　　還有分析人士表示，韓國課外補習之風盛行和該國的經濟模式關系密切。韓國經濟由財閥主導， 財閥企業雖然能為員工提供高薪待遇，卻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據韓國《韓民族日報》2020年報道，韓國64家財閥企業此前一年公布的收入佔該國GDP的84%，但這些企業隻創造了全部就業崗位的10%左右。笪志剛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補習成風和韓國財閥經濟存在一定聯系。課外補習在韓國就是一個巨大的產業，背后直接或者間接都有財閥的影子。財閥本身就是不少韓國名校的資助方或者股東。另外，韓國財閥採用精英架構的用人機制，傾向於名校出身的學生，“可以說韓國財閥是補習文化的受益者、推動者和鼓吹者”。

　　多位總統向其“宣戰”，但治標不治本

　　畸形發展的課外補習已經給韓國帶來嚴重影響，甚至被該國《中央日報》稱為“亡國之症”。不過，它也曾幫助韓國迅速崛起。“德國之聲”稱，韓國的私立補習學校被稱為“hagwon”（學院），該國首個現代學院由美國衛理公會傳教士阿彭策勒於1885年創立。雖然他以開學校為幌子傳教，但韓國人很快就開始用這名傳教士創立的機構來學習英語。據《福布斯》雜志報道，在韓國建國之初，很多國民受教育水平較低，而在課外補習制度的助攻下，韓國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測試中位列前茅。教育水平的提升也幫助韓國創造了“漢江奇跡”，成為一個缺少資源的國家躋身世界前十大經濟體的重要動力。

　　在意識到課外補習的危害后，韓國政府幾十年來一直試圖對其進行監管，但效果並不盡如人意。韓國政府從1968年開始進行教育改革，“要把兒童從入學考試的‘地獄’中拯救出來”。之后，韓國所有地區廢除初中入學考試。20世紀70年代，為控制入學考試過熱現象，韓國開始推行倡導教育均衡化的“平准化”政策。然而正是由於實施“平准化”教育，學校課程以中等學生為標准，課外補習就在以上名牌大學為目標的學生中流行起來。

　　“德國之聲”、《韓國時報》等媒體稱，上世紀80年代，韓國時任總統全斗煥向課外補習班“宣戰”，禁止所有課外補習。當時這項禁令受到韓國大部分民眾的歡迎，不過僅僅持續了大約10年，之后韓國政府允許大學生擔任私人教師並向一些教育機構頒發了執照。李明博政府宣布在所有補習班實行宵禁。為了幫助執行這些規定，韓國教育部成立了一個監督中心，向舉報者提供現金獎勵。此外，李明博政府還按照美國式的流程對一些大學招生人員進行培訓，計劃在大學招生時全面考慮創造力和自主學習能力等因素。文在寅政府也對課外補習進行打擊，規定每個孩子每月收費超過700歐元的補習班將被關閉。

　　不過，這些措施在實施的過程中遭遇巨大阻力，而且也沒能阻擋韓國補習業的“欣欣向榮”。本世紀初，韓國憲法法院裁定禁止私人輔導侵犯國民教育子女的權利，取消了對課外補習的限制。據韓媒報道，韓國現任總統尹錫悅日前希望通過刪除高考中的“殺手試題”來降低學生對課外補習的依賴。不過美國《時代》周刊直言，這種措施只是“創可貼”，治標不治本，根源就在於導致韓國課外補習之風盛行的深層次經濟原因並未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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