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勞動力嚴重不足的日韓，能用好外籍勞工嗎？

       【環球時報駐韓國特派記者 莽九晨 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蔣豐】編者的話：日本總務省4月12日發布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0月1日，日本全國總人口為1.2435億，連續13年減少。其中75歲以上人口超過2007萬，佔總人口的16.1%，比例為歷年來最高。而14歲以下人口佔比為11.4%，創最低紀錄。在有著類似問題的韓國，醫學院擴招改革導致的醫生“罷工潮”還沒結束，公交車工會上個月又鬧起罷工。韓媒分析認為，頻繁出現罷工活動反映出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使得民眾對該國經濟發展預期較為悲觀。在此背景下，日韓兩國都在想方設法吸引外籍勞動力。“全球勞動力市場調查”欄目今天將就日韓勞動力市場情況、兩國如何吸引外籍勞工，以及單一民族色彩濃厚的社會向多元文化社會轉型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展開調查。

       “如果不借助外國人的力量，日本社會將越來越難以維持運轉”

       “嚴重的年輕人不足……高齡者和外國人成為日本制造業的主戰斗力。”日本《現代商業》雜志這樣報道稱。數據顯示，日本勞動年齡人口自1995年達到峰值后一直在萎縮。有研究顯示，預計到2040年，日本適齡勞動人口將比2020年減少20%，減至5980萬，屆時日本可能會面臨超過1100萬的勞動力缺口。隨之而來的是日本對外國勞動力的高度依賴。報道稱，隨著中美之間競爭加劇，海外制造企業被要求回流本國，如此大的變化將使日本確保人才數量的難度進一步增加。

       日本厚生勞動省今年1月的數據顯示，在日本工作的外籍勞工去年10月達到歷史最多的近205萬人，其中裝配流水線、建筑業、農業等行業的招聘人數顯著增加。今年2月，日本人力資源公司Human Holdings的調查顯示，43.5%的日企目前有外籍員工，今后仍有意願雇用外國人才或應屆留學生的企業比例超過五成。“日本網”刊文稱：“由於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趨勢，日本年輕人口持續減少，如果不借助外國人的力量，日本社會將越來越難以維持運轉。”

       面對勞動力不足的頑疾，日本政府近年來不斷出台新政策引進外籍勞工。2009年修正的《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正式承認技能實習生為勞動者。但由於技能實習制度長期存在實習生長時間勞動、企業拖欠工資、壓迫工人等“侵犯人權”的問題，日本政府上個月決定修改該制度，創建新制度“育成就勞”。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現行技能實習制度原則上不允許實習生在3年內主動換工作，而新制度將允許實習生在工作1至2年后，在具備一定日語能力的情況下，在同行業內轉職。

       此外，日本政府2019年4月啟動“特定技能制度”。這類簽証面向具有一定專業技能和日語能力的外國人。目前，制造業、護理、建筑等12個領域的勞動者有資格獲得此類簽証。截至去年11月，以特定技能資格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約有20多萬人。最初日本政府為特定技能制度設定了34.5萬人的上限。不過，據《日本經濟新聞》今年3月報道，日本政府計劃在未來5年內將該制度上限提高至當前的兩倍多，達到80萬人。此外，還提出了在原本12個領域的基礎上追加汽車運輸、鐵路運輸、林業和木材業的方案。這是該制度實施以來首次追加領域，如果得以實現，日本將對額外數萬名外籍勞工打開大門。

       當前，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達到歷史最多。日本出入境管理部門的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年底約有341萬外國人在日生活，這比2022年增加了33萬多人，是自有統計以來的最高值。從國籍來看，來自中國的最多，從越南、緬甸、印尼等國來日居住的人數大幅增加﹔從在留資格分類來看，以技能實習和特定技能等獲得在留資格的人數顯著增加。

       雖然赴日外籍勞工人數在增加，但日本在收入方面的吸引力有所下降。日本外國人才中介公司OHAYO首席執行官、來自越南的陳玉情（音譯）表示，尤其很多來日本時間不長、尚未熟悉的技能實習生，都由於日元貶值而未能如願賺到錢，打算回國。以拿最低工資的實習生為例，除去房租和伙食費后，很多人手頭每月隻剩4至6萬日元（1萬日元約合465.8元人民幣）。而技能實習生還大都要向家人匯款或償還借款，貨幣貶值使得在日本工作似乎不再是“高薪之選”。

       不過，高收入並非外國人赴日工作的唯一理由。日本出入境管理部門2022年的民調顯示，外國人赴日工作排在前列的理由分別是“提升技能和職業素養”（19.3%）、“喜歡日本”（18.0%）、“學習”（17.1%）和“為了賺錢和給家人匯款”（15.6%）。日生基礎研究所研究員鈴木智也認為，上述數據反映出日本對外國勞動力具備三大吸引力——先進技術與服務、軟實力、高收入。鈴木智也建議：“日本要想維持高收入的優勢地位，提高生產效率很重要。日本還應戰略性地推進娛樂等創意產業發展，形成日本品牌。”

       超三成在韓外籍勞工都是臨時工或短工

       韓國面臨和日本類似的問題。據《韓國時報》1月報道，預計2024年韓國外籍勞工人數將首次超過100萬。韓國統計廳去年年底的數據顯示，在韓外籍勞工人數達到創紀錄的92.3萬。按國籍來看，中國國籍勞工比例最高，其次為越南籍，所有亞裔外籍勞工佔比超過90%。按產業分類來看，礦業、制造業的外籍勞工（44.6%）最多，其次是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18.4%）。

       據韓聯社今年1月報道，為緩解制造業企業人力短缺的問題，韓國政府今年將引入16.5萬名外籍勞工，創歷史最高水平。與此同時，允許引進外勞的行業以及對韓勞務輸出國等相關方案也已確定。從行業來看，韓國雇佣許可制（E-9簽証）持有者此前隻能夠在農業、漁業、制造業、建筑業等行業工作，該簽証原本是為希望從事體力勞動或非專業勞動的移民工人發放的。但今年外籍勞工可以工作的企業范圍也將擴大到餐飲業、林業、礦業等。從對韓勞務輸出國來看，自2015年以來，菲律賓、蒙古國、斯裡蘭卡、越南、泰國、烏茲別克斯坦等16個國家根據雇佣許可制向韓國派遣了勞務，而時隔8年，韓政府決定把塔吉克斯坦也納入該名單。

       與日本失去高薪優勢相比，相關數據卻顯示，韓國因外籍勞工太搶手出現“工資逆轉”現象，即外籍勞工收入超過本國勞工的收入。據韓國《朝鮮日報》報道，2023年持有E-9簽証的在韓外籍勞工人均勞務成本每月約為264.7萬韓元（1萬韓元約合52.7元人民幣），達到本國工人收入的94.8%。由於許多企業還會為外籍勞工提供額外住宿費用，並且外籍勞工工作時間通常比本國工人長，實際上外籍勞工的收入往往高於本國工人。

       然而，這看似樂觀的數據背后是外籍勞工和雇主之間的矛盾。一方面，韓國企業聯合會針對615家中小企業的調查顯示，對韓國受訪企業主來說，目前最緊迫的外國勞動力問題是如何加強對“工作不夠努力”的外籍勞工的制裁。一些韓國企業認為外國工人的生產力不如韓國工人，卻還因為要給他們提供住宿和餐飲補貼，勞務成本更高，所以呼吁實行兩個最低工資標准制度，但這種做法被認為違反了國際勞工組織的有關公約。而另一方面，外籍勞工則控訴現行制度下對他們各種形式的歧視。

       韓國移民研究和培訓中心副研究員崔雪莉（音譯）分析稱：“對外國人的歧視性待遇還會影響韓國本國工人的工資，因為公司會傾向於雇用低薪外國人。”此外，有些國家和勞工願意攜家帶口出國，薪水高低對他們來說有更直接的影響。崔雪莉舉例說：“我遇到的一位外國工人帶著妻子去韓國，他們在韓國生下孩子。但現在他考慮帶家人回國，因為他的工資無法負擔3個人在韓國的開銷。”

       “移民工人在韓國已經被視為廉價的一次性用品。我們被迫從事艱苦的勞動，未經雇主許可，我們沒有權力離開工作場所。”韓國移民工會主席、尼泊爾人烏達亞·拉伊批評道。《紐約時報》報道稱，韓國需要外籍勞工，但沒能為他們提供保護，他們經常面臨“雇主的掠奪、不人道的工作條件和其他虐待”。

       數據顯示，在韓國有約43萬外籍人士簽証逾期，無法工作。與此同時，拖欠工資也是韓國勞動市場的主要問題之一。據《東亞日報》報道，2023年韓國拖欠工資總額達1.7萬億韓元，波及超30萬名就業者。“他們從沒按時或全額付款給我。”孟加拉國籍工人阿齊茲抱怨道。他在韓國一家小型紡織廠工作，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小時，月薪約為2350美元（約合323萬韓元）。

       從整體來看，韓國統計廳的數據顯示，韓國外籍勞工月平均工資為200萬至300萬韓元的佔比最高，為50.6%﹔月收入300萬韓元以上的佔35.8%。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韓國外籍勞工中，有33.2%都是臨時工或短工。與此同時，外籍勞工大都流向低熟練崗位的趨勢也很明顯。韓國漢城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朴英凡表示：“低熟練工作崗位持續有外籍勞工流入，但半導體和人工智能、機器人、航空航天等領域的高熟練工作崗位持續空缺。未來應朝著高熟練度、專業性強的外籍勞工移民方向調整政策。”

       單一民族色彩濃厚，日韓面對與外國人共生的“陣痛”

       《韓國先驅報》去年年底報道稱，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的報告，韓國將在2024年成為一個多種族國家，因為外國居民的佔比將達到5.1％。國際移民組織總干事艾米·波普接受採訪時表示：“接受移民將成為韓國未來的一部分。”她強調，應該重塑有關移民的敘述，將他們描繪成社會的重要成員，而不僅僅是滿足勞動需求。

       據《紐約時報》報道，在韓外籍勞工表示，他們經常遭遇種族主義或仇外態度。“韓國人會根據膚色區別對待，”在韓國工作的孟加拉國紡織工人阿西斯說，“在擁擠的公交車上，他們寧願站著，也不願坐在我旁邊的空位上。我常問自己：‘我身上有味道嗎？’”

       “接納外國人，日本社會真能改變嗎？”日本國際交流中心執行理事毛受敏浩2020年在“日本網”撰文稱，日本社會一向被視為單一民族色彩濃厚的社會，不習慣與外國人交流的日本人如何轉變認識是個重要課題。雖然雇用外國勞動力對企業而言有很多好處，但不少企業也擔心和外國人存在溝通障礙，或外國人難以適應日本職場的規則和習俗。從單一民族逐漸走向多元文化的日本社會，面臨著與外國人共生的“陣痛”。

       越南人阮光芬在日本建筑工地工作，他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自己在廣島縣的最初幾年，體重掉了不少，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吃飽飯，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心理壓力。因為沒能理解日本同事的指示，他的頭盔被人用鐵錘砸過，還被人扔過鐵鍬。

       2016年，日本通過了《仇恨言論對策法》，其中明確寫入“不允許”此類行為，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完善咨詢體系，充實教育啟蒙活動。而在韓國，自2006年以來，國民議會共收到11份反歧視相關法案草案，但始終未能通過全面的反歧視措施。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性別和家庭暴力預防中心研究員趙惠英（音譯）分析認為，國內政治對各類不平等狀況的加劇、缺乏包容性政策等原因導致在韓國很難構建“反歧視結構”，這使得韓國在解決平等、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等問題上難以取得進展。

       來源：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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