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檢察改革能終結“青瓦台魔咒”嗎？

　　【環球時報駐韓國特約記者 黃元載 環球時報記者 李萌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李靜】編者的話：“青瓦台魔咒”是韓國政壇一道揮之不去的陰影，多位總統在任時和卸任后難逃被調查、入獄乃至死亡的厄運。在這場不斷循環的政治清算中，檢察系統的身影貫穿始終。如今，支撐其強大權力長達70余年的刑事司法體系正迎來重大改變。8月4日，韓國政府審議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檢察機關的直接偵查和補充偵查權限。有觀點認為，這將有助於打破“青瓦台魔咒”。還有分析人士表示，相關改革將在短期內加劇韓國分裂，長期則可能緩和韓國社會的對立。

　　從“政權附庸”到“檢察共和國”

　　“將偵查權與起訴權分離，是使不正常的刑事司法體系正常化的起點。”8月4日，韓國總統李在明這樣說。這一天，韓國政府召開國務會議，審議並通過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檢察機關的直接偵查權和補充偵查權，這意味著韓國延續70余年的刑事司法體系出現重大調整。該修正案及相關法律將於10月2日起正式實施。屆時，成立於1948年的韓國檢察廳將被正式撤銷，起訴和維持公訴職能由新設的公訴廳承接，偵查工作由重大犯罪調查廳、警察等機構分工負責。

　　對於為何要對檢察機關進行改革，李在明直言，數十年來，檢察系統權力過大。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院內發言人李柱熙稱，上述修正案體現了該黨解決“政治化檢察官溫床”問題的決心。

　　盡管檢察官在韓國被視為最具吸引力的職業之一，但檢察機關卻頻繁卷入政治爭議。外界對其權力過大、濫用職權以及開展針對性調查的批評不絕於耳，甚至有觀點認為檢察系統的問題與“青瓦台魔咒”存在關聯。

　　由於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下的警方濫權與刑訊問題十分突出，韓國在獨立后，社會轉而期待檢察機關能夠制衡警方，這為韓國檢方進一步擴權提供了輿論土壤。

　　1949年《檢察廳法》與1954年《刑事訴訟法》相繼頒布，韓國由此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檢察體制。檢方同時掌控直接偵查、指揮警察、起訴及申請逮捕令等多項權力，其訊問筆錄亦被賦予法定証據效力。

　　不過，韓國檢察機關並非始終手握重權。據韓國《韓民族日報》報道，李承晚執政時期，警察系統的權力遠超檢察機關﹔朴正熙時代，軍方與中央情報部居於檢察系統之上﹔全斗煥時期，保安司、安全企劃部及警方更為強勢。有學者稱，李承晚以及朴正熙、全斗煥執政時期，檢察機關只是政權附庸。

　　檢察系統真正躋身韓國“核心統治機構”的行列，始於盧泰愚政府時期。他1987年12月當選韓國總統，1993年2月卸任。在這一時期，隨著軍人出身勢力的退場，大邱、慶北出身的檢察官群體填補了權力真空。檢察系統主導了以“維護公共安全”為名的政治局面，並掀起大規模“掃黑”風暴。彼時，總統秘書室長、國家安全企劃部部長等核心要職均由檢察系統出身人士擔任，“檢察共和國”的稱號由此在韓國不脛而走。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韓國檢察機關的政治中立性爭議愈演愈烈。爭議的焦點集中於被稱作“檢察總長直屬部隊”的大檢察廳中央搜查部。該機構專司各地檢察廳難以獨立處理的政商要人腐敗案件，包括1997年時任韓國總統金泳三次子金賢哲腐敗案和2004年總統大選資金案，韓國現代史上諸多重大權力型腐敗案件的查辦均出自該部門之手。

　　這支被譽為“司法正義之劍”的特別偵查力量，實則是一柄雙刃劍。隨著檢察機關偵查權與公訴權不斷擴張，大檢察廳中央搜查部充當“政權工具”的陰影也日益濃重。因與權力集團利益深度交織而導致偵查獨立性與公正性受損的事件頻頻發生，“政治檢察”的標簽如影隨形。《韓民族日報》稱，韓國已形成一種模式：新政府上台后，檢方以清算前任政權換取現任政府信任，從而規避針對自身的改革﹔而到了執政后期，檢方又將調查矛頭轉向現任政府官員與總統親屬，借助朝野對立態勢不斷擴張自身勢力。

　　檢察機關與政治權力展開博弈

　　韓國政府與檢察機關的關系，始終在合作與博弈之間交織。《韓國先驅報》認為，盧武鉉是韓國首位推動檢察系統改革的總統。他曾嘗試推進檢警分權、裁撤大檢察廳中央搜查部，啟用非檢察官出身的女性法務部長，還與檢察官公開對話。不過，韓國檢方轉頭查辦盧武鉉親信，借選舉資金案塑造檢察機關“不懼強權”形象。盧武鉉卸任后遭檢方大規模調查，其離世使針對檢察機關選擇性偵查、另案偵查和借助輿論施壓辦案的爭議集中爆發。

　　李明博政府也認識到檢察機關權力過大，推動進行了檢察廳和警察廳關於偵查權限的調整。然而，這一時期，檢方與青瓦台的關系也十分密切。據韓國《京鄉新聞》報道，李明博任內共有22名檢察官辭職后進入青瓦台工作。朴槿惠時期，檢方被詬病對權貴和大企業調查寬鬆，卻嚴厲偵辦政府批評者。“親信干政”事件爆發后，曾被視作朴槿惠“護衛”的檢方迅速轉向調查青瓦台。

　　文在寅政府先后兩次壓縮檢方偵查權限，將其可直接偵查的案件從六類縮減至僅腐敗、經濟兩類，並廢除檢方對警方的偵查指揮權，賦予警方首次偵查終結權。然而，相關改革仍留有制度漏洞。文在寅政府初期為清算前朝積弊，保留檢方特搜部門，未徹底取消其偵查啟動權。

　　在文在寅政府時期，尹錫悅出任檢察總長后，因為反對檢察改革，於是從調查文在寅親信曹國入手，矛頭對准文在寅政府，檢政矛盾徹底爆發。尹錫悅隨后辭職從政並當選總統。《韓民族日報》評價稱，至此檢察機關從“政權的手腳”變成“政權本身”，甚至走向“檢政一體”，檢察系統的政治影響力由此達到頂峰。

　　不同於此前政府的漸進限權，李在明政府選擇直接撤銷檢察廳、拆分偵查與公訴職能，從制度上終結檢察系統延續70余年的“偵訴合一”。據韓媒分析，此次改革能夠落地，首先與韓國社會限制檢察系統的呼聲升高有關。尹錫悅執政時期，檢察機關公然開展針對性的政治調查，對當時作為在野黨黨首的李在明實施全方位調查，而對涉嫌德意志汽車公司股價操縱案的金建希的調查，最終以免於起訴告終。共同民主黨掌握國會絕對多數席位，則為相關法案迅速過關提供了政治條件。同時，檢察總長職位長期處於代理履職狀態，檢察官接連辭職，也使檢方未能形成以往那樣的集中反彈。

　　短期加劇極化，長期或緩和對立

　　此前，韓國多屆政府試圖約束檢方權力的行動，最終都因制度設計留有余地或政治博弈反噬而未能根本扭轉格局。相比之下，李在明政府近期的舉措，被執政黨方面定義為“完成檢察改革的最后一步”。然而，改革力度越大，圍繞其實際效果的爭議也越激烈。對於外界關注的“青瓦台魔咒”能否就此失效，各方觀點不一。

　　遼寧大學美國與東亞研究院院長呂超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青瓦台魔咒”與韓國檢察機關權力過大有著直接且密切的關系。隨著韓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檢察官不再擁有隨意處置前任或現任總統的特權，“青瓦台魔咒”有可能因此被打破。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造成“青瓦台魔咒”的原因比檢察機關權力集中更為復雜，單純依靠機構改革難以從根本上將其破除。美國《新聞周刊》此前分析指出，該魔咒與韓國總統的任期密切相連。韓國是少數實行總統五年單任制的國家之一，這一規則在1987年制定時意在防止強人政治卷土重來，從這一層面看確實奏效。然而，單任期也使韓國總統職位始終處於不穩定狀態，治理國家更像一場短跑而非馬拉鬆。總統幾乎沒有時間或動力去建立共識或達成妥協，從一開始便被裹挾至“政治遺產”的追逐之中。他們通常隻享有短暫得可憐的“蜜月期”，隨后可能因為施政舉措等被攻擊。

　　據《韓國先驅報》報道，韓國全北大學政治學副教授李善宇（音）認為，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韓國總統擁有異常廣泛的權力，這使得總統及其身邊人更容易卷入腐敗案。總統難以有效監督其政治網絡中的每一位成員，從而增加了被幕僚或家屬連累的風險。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朝鮮半島問題學者朴振完（音）此前發文，進一步剖析了“青瓦台魔咒”的其他成因。他提到，韓國政治對抗氛圍濃厚，盡管檢察官在法律上保持獨立，但總統擁有任命檢察總長的權力，這為總統間接影響檢察機關調查優先級提供了通道。這種機制在各屆政府之間形成了可預見的“起訴循環”。

　　朴振完還指出，韓國總統與財閥之間的復雜關系也是前者屢遭調查的重要原因。朴正熙時期啟動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通過公共資金扶持三星等企業，推動民營部門發展壯大，也催生了公私部門之間的緊密聯系。此后歷任總統定期召集財閥負責人，不僅討論產業政策，還要求后者配合增加就業或投資等施政目標。這種親密關系雖然有利於韓國政府協調經濟發展，卻常常蛻變為以優惠政策或放寬監管為交換條件的非法資金輸送。

　　盡管檢察改革未必能徹底終結“青瓦台魔咒”，但或可在緩和政治極化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韓國先驅報》稱，美國芝加哥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羅文表示，韓國推動檢察改革無疑會在短期內加劇該國政治極化，因為一個極化的社會對改革本身亦有極化的看法。然而從長遠來看，改革若成功實現檢察機關的去政治化，則有助於緩解韓國社會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