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時報》3月26日文章,原題:入學考試之戰——韓國年輕人的壓力鍋 午夜時分的首爾,一名高中生正伏案苦讀,雖疲憊不堪,但決心堅定。他正在為“人生決定性時刻”——韓國全國大學入學考試做准備。這項一年一度的考試將決定哪所高校的大門為他敞開,其工作、收入乃至整個人生軌跡都與之休戚相關。
學歷主義始於戰后經濟發展
不只是學術評估,韓國高考已然成為一種社會儀式。考試期間,整個國家都動員起來支持考生——公司錯開工作時間,施工隊保持安靜,甚至飛機都會限制航線,為考生創造最佳條件。學歷主義是韓國戰后經濟成功的根源之一,以三星和現代為代表的財閥在背后推動,高學歷人士向來佔據勞動力市場的主導地位。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經濟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這些大型企業從精英名校招聘人才,進一步導致名校畢業証書的含金量水漲船高。
數據顯示,進入大型企業的韓國應屆畢業生起薪是進入小公司同齡人的1.52倍,而在日本這一數字為1.13倍。學歷主義影響日趨嚴重,不僅令韓國年輕人的工作生涯苦不堪言,也使他們的童年籠上一層陰影。非營利組織韓國兒童基金會202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越來越多的韓國兒童和青少年“不快樂”,主要是因為睡眠不足和學習時間過長。同年,自殺的韓國學生達214人,創歷史新高,是8年前的兩倍多。雖然心理健康、家庭環境和人際沖突都是造成這一悲劇的元凶,但學業壓力仍是其中35樁悲劇的罪魁禍首。
部分家庭每月花400萬韓元上補習班
“韓國是一個不給第二次機會的國家”,“一錘子買賣”式的教育制度帶給年輕人巨大壓力。高考是韓國社會金字塔的地基,能否進入頂尖大學能左右一個人的職業、婚姻和社會地位,這場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競賽激烈程度不亞於高風險的賭博。韓國歷史最悠久的補習班的首席執行官表示,韓國家庭在補習班等私立教育上投入巨額資金,幾乎80%的學生都參加補習班,有些家庭願意每個月花400萬韓元(約合2萬元人民幣)給孩子補課。
對高學歷的偏執使韓國人淪為一張簡單的証書清單。通常用以形容商品的“規格”一詞被拿來對個人的學歷、外貌、公司、財富等進行分類。人們並非根據內在品質看待他人,而是將人概念化為“行走的簡歷”,學術血統決定了一個人的主要價值。這種語言上的物化反映了韓國社會的現狀,它痴迷於生產力和所謂“成功”,導致人們缺乏同理心。
韓國政府曾多次嘗試為年輕人減負,但這些干預措施大多適得其反。例如,當局禁止補習班在晚上10時以后上文化課,家長們就讓孩子去上不受限制的體育課。政府還鼓勵企業採用“盲盒”招聘法,結果同樣不盡如人意。有聲音指出其矛盾之處:“不能在簡歷上寫明我千辛萬苦考入的大學校名,這公平嗎?”
盡管韓國大學允許學生轉學,但與日本不同,許多學生選擇再戰高考而非轉學,希望將之前院校的名字從他們的教育記錄中抹除。此舉實際上加劇了“學歷內卷”,因為政策的頻繁變更使得家長們愈發關注教育水平。“規格”儼然成為韓國人獲得工作保障的唯一可靠途徑。
應重新定義什麼是“成功”
對學習的極致追求,缺乏人際交往的機會,令韓國年輕人難以建立親密關系。202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65%的19歲至34歲韓國年輕人根本沒有約會過。經歷過經濟危機的韓國父母會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只要收入穩定,就能擁有美好的婚姻生活。”但這是不現實的,因為年輕人的職業不穩定性是很自然的,韓國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高達30%。這種世代創傷讓困難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年輕人必須通過高考成績來確保自己的未來。
因此,韓國應該重新定義什麼是“成功”,超越學術和職業的狹隘視野。例如改革工作和招聘制度,擺脫學歷主義,解決“年輕人工資太低”的問題。關鍵在於從“一錘定音”社會轉變為尊重多元化道路、給予第二次乃至多次機會的社會,重新奪回在“成功”祭壇上犧牲的人類尊嚴。(作者池田若香,白鷺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