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教育交流
随着中韩两国经济交流日益频繁，有必要建立更广泛的文化教育项目的合作，以确保个人和较小机构间的大范围互动，开创一个密切联系两国的纽带。
这样的交流必须精心组织，着眼于未来。令人失望的是，中韩两国间的许多交流仅限于正式会议或晚宴，无法建立长期关系，真正的思想交流，甚至在双方所要学的东西很多的时候，也相当有限。因此，研究项目或计划应以5年或10年为期，而且应该最大限度地确保中韩两国学生、教授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直接合作（对话、合作论文、交换意见等）。
另外，中韩两国共同开发的项目应该涵盖在一个更大的项目中，旨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经济和环境都处于危机的时代，为我们指明新的方向。说合作的宗旨必须与整个世界相关，并不意味着合作与两国文化无关。相反，我们应该发掘两国文化宝藏，介绍给世界。我们要做的是重塑文明，整合西方科技传统的长处与东方传统所强调的可持续性、社会和谐和高瞻远瞩的观点。
最重要的是，中韩之间的研究应发掘传统中可具体应用到当下的部分。一个极好的起点，是将研究与中韩历朝历代政府所为和政策结合起来，以考察如何应用到当代社会。鉴于中韩两国都在世界史上留下了一些政府管理和创新机制，这样的合作研究和开发项目充满机遇。
合作研究的四个领域为：
-研究过去2000年中韩两国政府管理、监督和制衡方面的范例，及其在当代的应用可能性。
-研究东亚历史上外交和国际关系策略及其对未来的启示作用。
-研究中韩历史上灌溉和农业方面的技术技能，考量如何应用两国传统上可持续发展政策来解决当下环境问题。
-研究传统教育方法、师生关系和做学问方式，从中发现优秀做法，加以改良以便用于当今时代。
好的政府运作、监督和制衡机制
政府运作中的监督和制衡、科举制度的采用，以及几个世纪以来中韩两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策，为当代政府提供了大量反思的素材。
尽管人们通常不会把民主与历史上的韩国和中国联系起来，但可以肯定在今天的民主形成过程中，中国起了巨大作用，而且这个“民主”可以直接视为希腊公民概念与中国行政、法治传统的结合体。更具体一点，中国和韩国的公务员考试、上岗、轮岗的种种方法可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有效地实施，稍加修改可以解决反腐倡廉问题。中韩各个朝代都有显著机制把家庭观念引入政府结构，同样也确保地方自治。
对中韩不同朝代的好的政府进行深入对比研究，可以为现代政府改革提供可靠的具体建议。科举制度可以作为政府有效反腐手段。在中国和韩国，都有具体事例表明科举制度可以用来引进积极奉献的年轻一代为政府服务。既然中韩着眼于未来，很显然重释历史对未来决策十分有效，而不是简单“套用”文化疏远且问题重重的所谓“西方”模式。客观评价中国和韩国的历史也许是革新的最好途径。
外交与国际关系
东亚的外交和安全建设似乎落入西方外交先例的窠臼。许多亚洲国际关系开创者很容易说我们重回冷战老路，仅仅因为他们不知道其他先例。宋朝与他国的复杂关系，或者百济和高句丽的外交，以及古代许多其他朝代都为东亚各国间和平稳定提供了借鉴，这些都与冷战不同，而是提供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
中韩两国学者共同研究外交史，能找出解决当前外交冲突的新途径。总体来说，在过去六百年里，东亚较之欧洲更成功地维持了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如果我们设想在未来建立一个创新的强有力的国际关系，以减少紧张局势和误解，琉球王国、辽、北魏也有先例可以借鉴。
可持续性与农业
中国和韩国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有机农作先例，这些有机农作是基于对土壤、水资源和人口的长远观点。两国都有效率很高的产粮历史——运用有机农作而不是人工化肥养活大量城市人口。既然全世界都在寻求回归稳定生态系统的方法，那么东亚有许多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做法。以首尔为例，直到20世纪，首尔还几乎是完美的生态城市，消耗极少的能量，达到几乎100%的回收利用。中国和韩国历史中有许多有待我们发掘的宝藏。
教育与研究
传统的中国和韩国提供许多创新且有效的方法来教育儿童和成人，其中许多可以用来改良我们现代教育体制。不同时代的中国和韩国在阅读、背诵、作文和学术讨论方面给新的教育革新以启发。另外，传统儒家教育以伦理道德为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社会在这方面已有缺失，对学习伦理道德的认识应该引入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国和韩国的书院制度，形成轨迹不同，可以作为参考来重塑大学，使大学再度成为学术研究、时事讨论和伦理规范的中心。
另外，传统教育中的因材施教比我们今天的教育更人性化。传统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师生关系对现代的师生关系有极高参考价值。
作者：韩国庆熙大学教授 Emanuel Pastreich 贝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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