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凌晨，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簽發對三星電子副會長、三星集團實際掌權人李在镕的逮捕証。從最初申請逮捕被拒到此番法院放行，1個月左右時間，三星“太子”李在镕的命運發生逆轉。此案揭開了韓國政治與財閥之間怎樣的復雜關系？對“親信門”的調查以及朴槿惠的彈劾案進程又會帶來何種影響？

　　三星掌門人首次被捕

　　據韓聯社報道，李在镕被指控涉嫌行賄、挪用公款、轉移資產、隱匿犯罪收入、作偽証5項罪名。調查“親信干政”事件的特別檢察組認定，李在镕向“親信干政”案核心嫌疑人崔順實共計行賄430億韓元，以換取朴槿惠對自己繼承公司經營權的支持。

　　李在镕被批捕之所以震動韓國，關鍵在於這是三星成立以來第一次發生掌門人被捕的事件。

　　三星到底有多牛？聽聽這樣一句話就知道：“韓國人的一生無法避免三件事：死亡、稅收和三星。”三星創造的經濟產值佔韓國GDP的20%，三星佔韓國總出口的三分之一。三星更有“三星共和國”之稱，三星前會長李健熙也被冠以“經濟總統”的霸氣頭銜。多年前，三星一位法務部高管曝光三星各種行賄、游說內幕，即便証據確鑿，依然沒有扳倒李健熙。

　　鱷魚和鱷魚鳥的關系

　　與此同時，李在镕因卷入“親信門”被批捕也再次抖露了韓國政界與財閥、權力與資本之間的隱秘互動。

　　有人將韓國政壇與財閥的關系比作鱷魚和鱷魚鳥之間彼此需要的“互棲”關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特聘教授石源華說，政商互相利用是韓國長期以來的體制運作模式。政府借助財團維持統治，財團依靠政府獲取資源和有利政策。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表示，韓國特殊的政商依存關系要追溯到二戰結束之初。當時，韓國急於發展經濟，擺脫貧弱，於是效仿日本模式，而最早促成政府和財團彼此勾結的正是朴槿惠的父親、前總統朴正熙。現代、三星、大宇、SK等大財團正是在那時受到政府扶植而逐步崛起，從而開啟韓國經濟的“漢江奇跡”。

　　分析人士指出，在韓國上世紀80年代政治民主化之前，財閥對政治的作用偏於被動，而在此之后，財閥勢力則日漸變得強勢，在影響政治決策方面更顯得主動。

　　一方面，財團主導韓國經濟增長，幾乎富可敵國。另一方面，財閥通過向政界滲透，極大影響政府的決策，從而強化自身利益。一些財閥的親友和下屬可以當國會議員，財閥還可借婚配與政界人士結親，互為靠山。

　　然而，政商共生共存也讓韓國體制從此落下隱疾，埋下無窮后患和兩敗俱傷的悲劇。卷入政商腐敗丑聞的韓國總統不勝枚舉：全斗煥、盧泰愚，直到今天的朴槿惠。韓國財界叱咤風雲的人物也幾乎都惹上官司乃至被判刑，包括大宇集團創始人金宇中、韓國第二大財團現代起亞汽車集團的會長鄭夢久、三星前會長李健熙。

　　加速“親信門”調查

　　那麼，李在镕被批捕能否就此成為瓦解政商裙帶的契機？恐怕很難。

　　石源華表示，政商勾結是韓國的制度頑疾，也是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三星不太可能真正受到法律嚴懲，因為三星全方位包攬韓國國計民生，一旦三星倒台，韓國經濟承受不起慘重代價。李在镕盡管被批捕，但是反朴派“醉翁之意不在酒”，朴槿惠才是真正目標，李在镕只是一個突破口而已。

　　在詹德斌看來，李在镕被外界視為朴槿惠與三星之間內幕交易的核心人物，隨著李在镕被捕，特檢組針對朴槿惠“親信門”的調查可能會加速。而且局面會朝著有利於檢方的方向發展，朴槿惠最終被彈劾的可能性也將增加。(記者　廖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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